徽杭古道上的君子足迹

从安徽宣城绩溪县伏岭镇江南村出发，经江南第一关，脚下的青石板一路延伸到了浙江的临安。

1000多年来，这条山路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温润，挑货郎担的少年、赶考的书生、押运盐茶的商队，都曾走过这段路。

这就是位于徽州境内的徽杭古道，其之所以在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之外占据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在于它的险峻，而在于它是一条被信义反复丈量过的商道。

2026年秋，习酒将“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习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的第二站放在这里，从剑门蜀道的“雄关险隘”转入徽杭古道的“千年商道”。从“开拓天险”到“贾而好儒”，一刚一柔，一险一韧，这中间的递进，恰好触及了徽州文化中最坚硬也最柔软的部分。

先从地理说起。

这是一个被“锁住”的地理单元

古徽州一府六县，下辖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在今天的行政版图上，分属安徽黄山、宣城绩溪与江西婺源。

但在自然地理上，它们共享同一片山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州。

制图@好酒地理局

黄山山脉雄踞西北，天目山盘桓东北，白际山横亘东南，三面合围，把徽州围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其间只有零星的小型盆地和山麓平地，土壤以酸性红壤为主，肥力瘠薄，“七山一水一分田”是这片土地最诚实的概括。

这样的地理条件，在农耕时代意味着一种绝境。

康熙《休宁县志》留下了一句极冷静也极残酷的判断：“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八个字道尽了徽州人的别无选择：种地养不活人，山货换不来粮，唯一的出路，是把山里的东西挑出去，把外面的粮食挑进来。

徽杭古道之所以出现在绩溪与杭州之间，而不是别处，是因为当时的杭州是距离徽州最近、体量最大的交换枢纽。

地理把徽州锁死了，古道就是那把被迫凿出来的钥匙。

制图@好酒地理局

唐代已有山间小径通行，徽杭古道主线在南宋经人工凿岩修整成型，它真正的历史分量，是在徽商崛起之后才被充分释放。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清”，而古道的命运几乎与这条曲线完全重合。

东晋至唐宋，是徽商蹒跚学步的阶段。北民南迁带来了人口压力和先进技术，徽州人开始以竹、木、茶、砚、墨等土产为商品向外试探。

唐代祁门茶市已十分兴盛，宋代徽纸远销四川，南宋时徽州甚至出现了资本雄厚的巨商，如祁门程氏兄弟被称为“程十万”，朱熹外祖父祝确的产业占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此时徽杭古道作为陆路通道的价值开始显现，但水运（新安江）仍是更主要的动脉。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明代。

弘治年间，盐业“开中折色制”改革，商人可以直接用白银换取盐引，徽商之所以能后来居上迅速涌入两淮盐业，逐步成为盐业霸主，也是源于地理优势。

明初的开中法，本质上是政府用盐引向商人“购买”边粮运输服务。商人把粮食运到北方边镇，官府酬给盐引，商人再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贩卖。

这套制度下，山西、陕西商人拥有近乎天然的优势：他们地处边镇与盐场之间，运粮路程短，成本低，商屯（商人在边地屯田种粮以换取盐引）也多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主持推行开中折色改革，核心只有一句话：商人不再需要运粮到边镇，直接向盐运司缴纳白银，就可以换取盐引。

徽商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契机。他们的根基不在北方边地，而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

当盐引转变为可凭白银直接购买的凭证，徽商积累的资本与成熟的水运、陆运通道，迅速转化为竞争优势。他们自杭州沿运河北上扬州、淮安，进入两淮盐场，相比山陕商人，调度更加灵活、成本更可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徽杭古道从区域性山间便道，成长为徽商连通江浙的重要陆路通道。

▎徽杭古道曾是古徽商与浙商互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古时徽州人通往杭州、上海的捷径，见证了徽商经济的繁盛与艰辛经营。图源@贵州习酒

茶、山货等物产由此向东外运，粮食、布匹、银钱沿着古道向西回流，无数徽州子弟，踏着这条青石板路走出大山闯荡商海。

古道的衰落，同样和徽商的命运相伴而行。

清道光之后，叠加盐法变革、战乱冲击与近代商贸格局转变，徽商逐步走向式微，古道的商贸功能慢慢消退。但褪去谋生功用之后，它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才真正凸显。

2013年，徽杭古道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一条为生计奔波的必经之路，变成今人主动寻访、回望历史的道路。

一条古道的起落，几乎就是徽商数百年浮沉的生动注脚。

从徽文化看“君品”

徽杭古道把徽州人送出去经商，徽商又把财富、观念和制度送回徽州，最终在群山之内堆叠出一套文化秩序。

这套秩序的基石是新安理学。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其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南宋以降，以朱熹为核心的新安理学在徽州扎下根来，徽州被称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

▎朱熹理学思想自宋至明清在安徽徽州地域社会各个层面深入人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处事、民风民俗。图为朱熹雕像。图源@视觉中国

但理学在徽州并非悬在书斋里的玄谈，它通过宗族制度和教育体系渗入了每一个村落、每一本族谱、每一副楹联。

徽州“聚族而居”，祠堂、牌坊、民居将宗法伦理凝固为可触可感的物质景观。宗族用族规家法约束行为，书院用朱子之学训导子弟，整个乡土社会被组织成一套以伦理为轴心的自治系统。

学者、作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戴建业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徽州也是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形成的，而新徽州人“既文雅好礼，把儒家文化带来了，好读书、好礼；又吸收了徽州本地人的坚韧、吃苦耐劳”。

南宋罗愿《新安志》说这里的人“质直好礼”，山谷民风百年不变。更关键的是，徽州民间农商并重、不贱商贾，这种观念，在古代主流重农抑商的大背景下十分难得。徽州不少祠堂楹联写下“读书商贾皆荣路，遵规蹈矩是福庭”，将读书与经商一同视作正途。

当然，支撑这套系统运转的经济基础，来自徽商。

▎在徽州人眼里，读书和经商，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安身立命的正路。图源@视觉中国

“贾而好儒”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最显著的精神标记。

正如历史文化学者、《百家讲坛》前主讲人纪连海在主旨演讲中提到的，“礼教与世俗的交融，不仅塑造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肌理，更沉淀为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家园。”

他们在外经商，回乡则捐资办学、修祠堂、建书院，“贾而好儒”使得他们的商业资本持续不断地转化为文化资本。

据统计，明清两代古徽州一府六县共出1303名文武进士，书院林立、讲学兴盛，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绝非偶然。

与此同时，徽商在外部的商业实践，尤其是“待人接物，诚实不欺”的信誉传统，本身就成为了一套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实验。

古道上的每一次交割、每一笔账目，都是在用脚底板检验“信”字的分量；而回到徽州，这个“信”字又被写进了族规、刻进了牌坊、供进了祠堂。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特聘专家方静在活动主旨演讲中，分享了一则徽商诚信故事：

绩溪余庭光多年潜心搜集整理，汇聚起二十余万份徽州文书，其中大量是商业合同、账簿、析产契约。另有记载，溧阳一家徽州籍药号制作全鹿丸，必先购鹿、公示一周，敲锣巡游之后才宰杀入药。这种看似笨拙的做法，正是徽商守信的生动体现。

“徽商将儒家的精神内核融入商业血脉，以文育商、以商彰文，不仅成就了其商业传奇，更构建了中国传统商业文明中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的君子风骨。”在纪连海看来，习酒将“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习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的第二站选择在了这徽州之境，正是源自习酒对商文化的深刻理解。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徽商精神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君子底色。”纪连海说。

习酒君品文化把“敬商”写入核心价值观，接续的正是这条被徽杭古道上的青石板反复踩实的线索。

“敬商”的传承

习酒君品文化的“崇道、务本、敬商、爱人”。

“崇道”定义质量的高度

“务本”夯实质量的厚度

“敬商”拓展质量的宽度

“爱人”升华质量的温度

这其实是一条递进的链条，而“敬商”恰恰是其中最具文化自觉意味的一环。

摄影@好酒地理局

在酒行业的大环境里，“商”通常被处理为需要“管理”“扶持”或“激励”的渠道环节；习酒偏偏用了一个“敬”字。

这个字的重量在于，它不把商业当作一个功能性的、次等的领域来对待，而是把商业本身视为一个需要以持续行为来证明自身正当性的伦理高点。

这与徽商“贾而好儒”所完成的那次翻转，在结构上高度同构：二者都不认为“商”需要被“儒”来拯救或装饰，而是认为商业实践本身就可以，也应该承载君子人格。

习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万波表示，习酒要守一个“诚”字，攥一股“韧”劲，怀一份“儒”心。

“我们要从一个人走，变成一群人走。独行快，众行远。我们愿和兄弟企业并肩，和经销商同心，和消费者同向，和所有认同‘君品’二字的人同行，一起走出一条大道！”万波说。

图源@贵州习酒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习酒所言之“务本”，贯通着两层坚守：既是“纯粮固态、古法不欺”的产品底线，也是“秤上不短两、货里不掺假”的经营信条。这个“本”，就是无人监督之时也不肯松动的初心；而“习酒・我的大学”“习酒・吾老安康”等公益项目，亦是这份本心向外延伸的实践。

这和徽商贾而好儒、归乡之后修祠堂、兴书院、赈济灾荒的自觉一脉相承，共享同一种价值取向：财富与力量，应当回馈孕育自身的故土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