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9月以债权出资方式持股剑南春14.51%、成为第二大股东后,云酒头条独家获悉,绵竹市国有资产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绵竹国资”)近日再度出手,实现对绵竹酒业集团的100%控股。


接连落子两大酒企,标志着绵竹乃至德阳,在构建千亿级白酒产业集群的战略中,正式进入“国资引领 双核驱动”的新阶段。


对绵竹酒业集团而言,这次股权变更带来从“青铜”到“王者”的想象空间,也意味着其将承担更重要的产区使命。



图片国资重返,从参股到全资掌控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最新数据,绵竹国资已全面接手绵竹酒业集团股权,使其从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旗下的三级子公司,跃升为绵竹市属一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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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这一变动不仅提升其行政能级,更使其与剑南春并列,成为绵竹国资直接掌控的酒业核心平台。


2025年9月,绵竹国资通过债权转股权方式,斥资1.37亿元入股剑南春集团,成为第二大股东。此举被业内视为解决历史商标纠纷、稳定治理结构的关键一步,也为剑南春未来资本化扫清障碍。


此次全资控股绵竹酒业集团,标志着该集团从“兼具平台功能的企业”向“以平台为核心驱动的产区运营主体”升级,并与剑南春一同纳入绵竹国资(绵竹市财政局二级单位)旗下。其战略定位从市场化运营与产区服务并重,转向更突出“产区生态构建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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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绵竹白酒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它将获得更系统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在原酒储能、标准制定、品牌共建与中小酒企赋能等方面强化平台功能。


长期关注白酒行业的证券分析师张伟敬认为,国资落子两大酒企,不仅强化话语权,更在于协助和引导企业走上发展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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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春引领,绵竹酒业集团筑基


剑南春作为“川酒六朵金花”之一,曾是“茅五剑”时代的行业标杆。


即便在调整期,其品牌影响力与百亿级大单品“水晶剑”仍具强大市场基础。国资回归,不仅强化政府对其政策与资源支持,更为其战略修复与二次崛起注入确定性。


而绵竹酒业集团则被赋予不同使命。作为2023年新成立的国有控股平台,在董事长雷健推动下,提出“中心工厂+卫星工厂”生态化发展模式,旨在整合绵竹产区中小酒企,通过技术共享、标准统一、资源协同,破解“小而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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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国资全资控股,进一步强化其“产区运营者”与“基础设施供应商”定位。从原酒储能、智慧酿造到品牌孵化与渠道共建,绵竹酒业集团正从“企业主体”向“产业平台”转型。


图片德阳千亿蓝图下的“绵竹实践”


德阳近年来明确提出打造千亿级白酒产业集群,构建以剑南春为龙头、“1+1+N”品牌矩阵的产业体系。


在此背景下,绵竹国资连续出手,既是对龙头企业的再赋能,也是对产区生态的系统性重构。


“国资同时持股剑南春与全资掌控绵竹酒业集团,意味着绵竹正形成‘品牌引领+平台支撑’的双轮驱动格局。”张伟敬表示,“这不仅助力剑南春轻装上阵冲击新目标,也为中小酒企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路径。”


有业内专家认为,绵竹实践,本质是将政府力量从后台管理推向前台运营,通过国有平台构建产业级基础设施,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生态共生。这对德阳打造千亿白酒集群具战略示范意义,也为其他传统产区转型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样本。


图片政府赋能:从“管理者”到“战略投资者”的转变


政府持股或控股当地企业,是中国发展模式中的战略性工具。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资金+信用+政策+资源+耐心”的独特优势组合。


成功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做好“战略投资者”与“环境营造者”,通过市场化方式行使股东权利,实现政企双赢。


合肥市政府投资蔚来汽车即为典型。2020年,合肥以70亿元战略投资濒临破产的蔚来,非为冒险,而是精密产业布局。看中其4000余项专利与高端品牌潜力,通过设对赌条款,要求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并达成营收目标,将企业命运与城市发展深度绑定。


蔚来落地次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激增至14.5万辆,吸引超300家配套企业聚集;2023年产业产值突破3500亿元,国资获丰厚回报。合肥从“接盘者”蜕变为产业“领头羊”,印证了通过精准投资关键企业,实现城市能级跃升的战略能力。类似案例还有江西赣州国资整合稀土产业。


绵竹此番布局,同样展现系统性战略远见:非简单追求控股权,而是以资本为纽带、产区整体发展为棋盘,通过“抓大不放小”的股权策略,构建剑南春攻坚与绵竹酒业集团筑基并行的产业生态,为新时代白酒突围奠定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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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铜”到“王者”的想象空间


在去年武汉酒博会上,绵竹酒业集团推出新品,广告语“青铜亦王者,一盏见古今”引发关注。此句既呼应三星堆文化与《王者荣耀》联名营销,也暗喻企业及产区从“青铜”向“王者”进阶的决心。


尽管当前规模有限,但其引进原四川省酒类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杜柯、前董酒大区经理樊志新等资深外脑,持续推进“中心+卫星”模式落地,显示出在品牌、渠道与产业生态上的长期布局。


“引入国资参与本质是一次从‘管理企业’到‘运营产区’的治理革命。”雷健多次强调,“目标不是国进民退,而是通过国资信用与资本优势,完成那些关乎产区长远发展、但市场个体不愿或无力投资的战略性投入,并设计激发内生活力的制度体系


这正是在德阳千亿白酒蓝图下,将绵竹从分散‘地理集群’升级为紧密‘价值共同体’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做的,是让中小酒企有路可走、有梦可做。”


绵竹国资的连续出手,不仅是股权结构的调整,更是一场从“企业治理”到“产区治理”的深层变革。在德阳千亿白酒蓝图指引下,剑南春与绵竹酒业集团分别承担“冲高”与“筑基”使命。而国资的双重身份——既是股东,也是平台构建者——正为这场白酒产业的结构性实验,提供前所未有的制度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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